回望2014，應該說，這是一個更加尊重閱讀、享受閱讀的年份，政府和業(yè)界為推廣閱讀可謂不遺余力。
3月，“倡導全民閱讀”首次寫入政府工作報告，對進一步開展全民閱讀活動提出新的要求；4月，中央財政對實體書店的扶持試點由12個城市擴展到北京、上海、江蘇等12個省（區(qū)、市），北京市海淀區(qū)、湖北武漢等地方政府也紛紛出臺政策，對一些特色書店給予資金扶持；同月，北京三聯韜奮書店創(chuàng)建24小時書店，讓愛書人有了自己的“深夜書房”，進而引發(fā)了杭州、西安、廣州等地創(chuàng)辦24小時書店的熱潮；11月，我國首個全民閱讀地方性法規(guī)——《江蘇省人大常委會關于全民閱讀的決定》出臺，將閱讀公共設施建設納入城鄉(xiāng)建設規(guī)劃，工作經費納入本級財政預算，于今年1月1日起正式實施……
圖書館：讓閱讀成為時尚
公共圖書館是閱讀推廣的重要陣地，自2011年全面免費開放以來，不斷謀求自身發(fā)展，以便更好地發(fā)揮引導閱讀、推廣閱讀，保存優(yōu)秀傳統文化、引領文明潮流等社會效能。2014年，公共圖書館的閱讀推廣活動呈現出以下幾個突出特點。
閱讀推廣活動日常化。上海圖書館學會閱讀推廣委員會主任、華東師范大學教授范并思表示，近些年公共圖書館閱讀推廣活動愈來愈繁密，從以前僅在“世界讀書日”等重要節(jié)點才有的推廣活動，發(fā)展至各圖書館在周末甚至工作日都會推出系列推廣活動，比如名家講座、主題沙龍等。2014年，一些公共圖書館舉辦的閱讀推廣活動已呈日常化趨勢。廣東省立中山圖書館僅12月舉辦的與閱讀相關的活動就近20場，包括“最美·悅讀——德國最美的書暨廣東書籍設計10人展”、“我們愛朗誦”詩文朗誦會及“中山講堂”主題講座等內容。
閱讀推廣地區(qū)差距逐漸縮小。由于經濟文化的差異，我國中西部地區(qū)的閱讀推廣活動相較發(fā)達地區(qū)一直處于劣勢，去年這種差異呈逐漸縮小態(tài)勢。比如，貴陽市圖書館借鑒東部地區(qū)的經驗，開展了影片賞析、講故事、英語角等豐富多彩的活動，還引進新東方在線“數字視聽互動學習圖書館”技術，以互動、游戲的方式展現出來，提升了孩子們在語言學習、科學認知等方面的能力。
新技術得到廣泛應用。如上海市圖書館開辟的創(chuàng)客空間受到創(chuàng)意工作者的歡迎。“創(chuàng)客”一詞來源于英文，指不以營利為目標，努力把創(chuàng)意轉變?yōu)楝F實的人。上圖的創(chuàng)客空間被劃分為若干個小的功能區(qū)，每一個功能區(qū)都有不同的設備，觸摸屏幕、平板電腦、3D打印機等，使體驗者對學習新技能和新知識更富激情。此外，微信、微博成為圖書館最常見的閱讀推廣手段，去年國圖、金陵圖書館等紛紛開通微信公眾號，每天推送與閱讀相關的信息。
更加關注特殊群體的需求。2014年，公共圖書館積極保障弱勢群體的閱讀權利，一些品牌化服務得到社會各界的認可。重慶圖書館針對留守兒童打造的“蒲公英夢想書屋”，2014年全面推進，書屋現已遍及長壽區(qū)、忠縣、潼南等11個區(qū)縣。值得一提的是，該工程在向留守兒童集中地區(qū)輸送文化資源的同時，十分關注他們的身心健康，為留守兒童建立心理檔案，定期回訪，讓他們能夠快樂成長。
數字閱讀持續(xù)升溫
4G等移動通信技術的發(fā)展，為數字閱讀插上了雙翼，讓閱讀更加快捷便利，數字閱讀逐漸成為大眾追捧的閱讀方式。
2014年4月，中國新聞出版研究院公布的第11次全國國民閱讀調查數據顯示，受數字媒介迅猛發(fā)展的影響，中國成年國民數字化閱讀方式接觸率持續(xù)增長，包括網絡在線閱讀、手機閱讀、電子閱讀器閱讀等的數字化閱讀方式接觸率達到50.1%，首次超過半數。
12月，國內較大的在線移動書城網易云閱讀發(fā)布了《2014年移動閱讀報告》，報告基于海量用戶行為和調查數據，勾勒了移動閱讀用戶群像特征以及整體使用情況。報告顯示，中國人2014年電子書總閱讀量已經超過14億冊。
中國新聞出版研究院數字出版研究所所長王飚表示，2014年我國數字出版規(guī)模達到2540.35億元，同比增長31.25%。例如，跨超本《紅樓夢》等新型網絡數字多媒體讀物的出版推進了傳統經典的數字化閱讀。再如商務印書館與亞馬遜實施紙電同步戰(zhàn)略合作，推出近200本“漢譯世界學術名著”的電子書。商務印書館總經理于殿利坦言，近些年，電子書是商務印書館數字出版的重要方向，并且將紙電同步提到全館的戰(zhàn)略高度來對待。相信數字出版規(guī)模的增長必將進一步帶動數字閱讀方式的推廣。
不同平臺，讀者有重合有區(qū)分
年終，光明日報、新京報、中華書局、新浪網、亞馬遜等單位和機構紛紛評出年度十大好書、年度好書榜，以此對2014年的圖書進行盤點。這些入選榜單的圖書，有的是暢銷書，有的雖不熱銷卻在業(yè)界享有良好的口碑。對比這些排行榜，就會發(fā)現其中一些有趣的現象。
不同于往年，根據亞馬遜中國公布的2014年度圖書暢銷榜和kindle電子書暢銷榜，前10本有6本重合，分別是《從你的全世界路過》、《追風箏的人》、《解憂雜貨店》、《自控力》、《不曾走過，怎會懂得》、《看見》。由此可見，紙質書與電子書雖是不同的閱讀載體，但閱讀內容出現了一定的趨同現象。對此，北京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教授、現代出版研究所所長肖東發(fā)說：“這些趨同現象恰恰說明人們閱讀注重的是內容，正如入選每年年度好書榜的圖書也會重合一樣，2014年的《慶祝無意義》、《老生》就分別榮登多個好書榜。”北京世紀文景文化傳播公司總經理王蕾也表示，重合的6本書中，除了《解憂雜貨店》，其余都不是2014年的新書，可見好書的生命周期會很長，像《追風箏的人》已占據暢銷書排行榜前100名長達8年。
然而，此種重合僅限于以上兩大排行榜，網易云閱讀、百度閱讀等多個移動閱讀平臺的排行榜則與其相去甚遠，仍以都市愛情、穿越等題材的小說為主。王蕾表示，造成這種現象的原因是由于不同移動閱讀平臺其電子書內容和讀者群有一定的差異。
社會熱點牽動閱讀趨勢
縱觀2014年，社會熱點對閱讀的影響仍然顯著。其中，“新媒體熱”“諾貝爾熱”“影視劇熱”成為書界的三大熱點。
新媒體具有互動性、傳播快等特點，因而微博、微信中人們關注的熱點話題影響著相關圖書的出版。例如，人們對生態(tài)環(huán)境、心理健康的關注提升了相關圖書的關注度。去年，微信中的藍天分享貼比比皆是，更有網友調侃霧霾天要“為人民‘服霧’”，這無疑反映出人們對生態(tài)環(huán)境的關注，這也是《看不見的森林》、《一平方英寸的寂靜》等生態(tài)文學類圖書受關注的重要原因。去年我國青年翻譯家孫仲旭、美國喜劇大師羅賓·威廉姆斯因抑郁癥不幸辭世，微博上大量的緬懷文章使得個人心理健康問題再次引起社會各界的高度重視，進而引發(fā)心理學書籍的出版熱，如《丘吉爾的黑狗》、《人類的破壞性剖析》、《幸福的方法》等紛紛面世。書評人陳華文表示，生態(tài)、健康等問題關系到人們的切身利益，新媒體的傳播使得其關注度增高，刺激了人們進行系統閱讀的需求，進而帶動了相關圖書的出版。
亞馬遜中國2014年度圖書暢銷榜第一名是《從你的全世界路過》，其作者張嘉佳被稱為“微博上最會寫故事的人”，他寫的情感故事在微博發(fā)布后迅速轉發(fā)150萬次，新媒體的高人氣帶動了其作品的熱銷。去年4月出版的完整版《教父》通過微博發(fā)起6小時瘋狂競猜“被多次引進的《教父》到底刪了什么”活動，吸引了500萬讀者參與，該書也位列亞馬遜2014年度圖書暢銷榜第11位。對此，王蕾感嘆，以微信為代表的社群化分享使大家找到了跟自己興趣、追求相似的人，因而，閱讀的擴展與每個人社交媒體的圈子關系密切。
諾貝爾文學獎的評選每年都備受關注。據亞馬遜數據顯示，2014年斬獲諾獎的法國作家帕特里克·莫迪亞諾，其作品銷量在獎項公布后一個月內呈現爆發(fā)式增長。同樣的情況也曾出現在歷年諾獎得主身上。書評人鄭渝川認為，權威性文學獎項有利于推動全民閱讀，特別是對優(yōu)秀文學作品的閱讀。
影視劇熱對圖書銷售的推動現象2014年仍然存在。如熱門美劇《紙牌屋》小說原著中文版位居亞馬遜中國2014年度圖書暢銷榜第21名。根據嚴歌苓小說《陸犯焉識》改編的電影《歸來》熱映后，推動了小說的銷售，這部作品在2012年就已出版，但2014年的銷量卻是之前的4倍。多位書評人表示，影視的傳播力雖然較大，但也有其局限性，如對文本想象的限制，因而有人更愿意回歸紙本閱讀，給自己更多的想象空間，延伸閱讀的深度。
主題圖書扎堆亮相
2014年是新中國成立65周年、甲午戰(zhàn)爭120周年……圍繞這些紀念日，相關主題圖書吸引了不少讀者的眼球。
去年12月13日是我國首個南京大屠殺死難者國家公祭日，以《日本戰(zhàn)犯的侵華罪行自供》、《回家》、《南京1937》、《鐵證如山》等為代表的一系列抗戰(zhàn)主題圖書相繼出版，這些圖書的出版無疑為全面、多角度地展現抗日戰(zhàn)爭提供了非常珍貴的文字及圖片史料。為紀念甲午戰(zhàn)爭120周年，《甲午殤思》、《甲午一百二十年祭》等“甲午”系列圖書出版，這些書從政治、經濟、軍事、文化、社會發(fā)展等多個角度，全景式、多層次地還原歷史，探尋甲午戰(zhàn)爭失敗的根源。《甲午殤思》更成為2014上海書展最有影響力的十本新書之一。
主題圖書在去年國際國內各大書展亮相時也頗為吸引眼球。2014年是一戰(zhàn)爆發(fā)100周年、二戰(zhàn)爆發(fā)75周年，我國參展2014德國法蘭克福書展時，特設“紀念一戰(zhàn)、二戰(zhàn)以及中國人民抗日戰(zhàn)爭暨世界反法西斯戰(zhàn)爭勝利主題書展”，向觀眾展示近年來我國出版的一戰(zhàn)、二戰(zhàn)主題圖書，并呈現了相關的史料和研究成果。同樣，這些主題圖書在上海書展和北京國際圖書節(jié)亮相時，更受到了讀者的肯定。比如，由北京國際圖書節(jié)組委會與中國書店、北京市文物局傾力打造的“古籍善本特展”，便受到了社會各界的廣泛關注。
對此，肖東發(fā)表示，這類主題圖書，尤其是歷史類圖書，其社會效益不言而喻。時隔多年回望歷史，其史料價值自然毋庸置疑。近代以后的百余年，中國人民數次經歷戰(zhàn)爭磨難，以史為鑒可以讓生活在今天的人在系統、全面了解歷史的同時，反思戰(zhàn)爭，珍惜和平。然而，各個出版社圍繞紀念日做主題策劃，很容易“撞車”，加大市場競爭力，進而產生積壓和浪費的情形。因而，對于主題圖書的策劃出版應更趨理智，如果單純地配合形勢粗制濫造就會被市場淘汰，既不能獲得經濟效益，也產生不了社會效益。
